大使馆乃一国关键的外交机构，亦可视为该国的一个重要代表区域。它作为国家在外的正式办公地点，承载着重要的外交功能。与国内的政府机构相似，大使馆在本质上代表了国家在国外的“领土”延伸。在这里，国家的外交官们执行着各种外交任务，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形象。简而言之，大使馆是连接国家与世界的桥梁，是国家在国外不可或缺的存在。

一名外国使馆工作人员在其大使馆执行职务并居住，这自然涉及到在使馆建筑内部探讨某些敏感信息，因此，确保信息安全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他们在使馆里不仅进行日常工作，还生活着，这必然导致一些涉及机密的事务需要在馆内进行商议。鉴于这种情况，加强保密措施变得极为关键。

历史长河中，大使馆内发生窃听及窃听器被发现的事件屡见不鲜。过去与现在，不少大使馆都曾遭遇过窃听行为，且这些窃听器随后也被相关人员发现。此类事件并不罕见，时有发生。

一个广为人知的事件涉及苏联赠送给美国驻苏联大使的一份礼物——一个精致的木雕。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木雕内暗藏了一个窃听器。事情曝光之前，是英国的窃听专家首先从这个窃听器中捕捉到了美国驻苏联大使的声音，这才使得大使馆内的这一监听设备被发现。

在新中国过往的岁月里，使馆内部遭遇窃听装置的情况并不罕见。

举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时，我们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的新馆址中，查出了35个监听装置，令人惊讶的是，它们竟然都标注着“中国制造”。这背后究竟有何原因？

【中国大力援助的阿尔巴尼亚】

当前，许多人对阿尔巴尼亚的记忆或许已变得模糊，甚至对该国的地理位置也不再清晰。

然而，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双边关系尚处于和谐状态。

当阿尔巴尼亚与苏联关系恶化，导致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所有援助时，中国即使面临自身资源紧张的情况，仍然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量援助。

同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便与阿尔巴尼亚建立了外交关系。初期阶段，两国的交往可以说是处于“平稳进展”之中，保持着友好态度，但尚未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

进入20世纪60年代，阿尔巴尼亚率先站出来，不支持苏共对中国的批评，并坚持与中国站在一起，这促使中阿两国关系达到了一个极为友好的阶段。

1961年，苏联政府决定与阿尔巴尼亚断绝外交关系，并全面中止了对该国的所有援助措施。

因缺少外部支持，阿尔巴尼亚的经济状况和民众生活迅速面临挑战。

当前，尽管我国面临着诸多挑战，但仍毅然决定向阿尔巴尼亚提供大规模的粮食与经济支持。

根据后续的数据整理，从1954年至1978年这二十四年间，我国对阿尔巴尼亚提供的经济援助总额达到了100亿元人民币。在此期间，阿尔巴尼亚在我国对外援助的国家中，以“人均接受援助金额”的标准衡量，位居首位。

从某些角度来看，对阿尔巴尼亚提供的支持已取得了一定的回馈。

在中苏之间的辩论期间，阿尔巴尼亚明确表态支持我们。对苏联而言，这构成了一种“制衡”效果，同时也使我们不至于感到“势单力薄”。

举例来说，1971年出现的“两阿倡议”是由阿尔巴尼亚与阿尔及利亚携手超过20个国家共同提出的。这一倡议广为人知的内容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着该倡议的投票通过，我国成功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标志着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鉴于阿尔巴尼亚方面不断提出过高要求及其他多方面因素，我国决定暂停对阿尔巴尼亚的所有援助措施。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我国位于阿尔巴尼亚的新使馆建筑里，检测出了35个监听设备。

【阿方要求我国大使馆3天内搬迁】

1983年，中国新任派驻阿尔巴尼亚的大使郗照明到达该国首都地拉那，阿尔巴尼亚外交部的礼宾司长按照常规流程前往迎接，一切顺利。然而，后续发生的事情却出乎意料。

郗照明大使会面时，该司长提出了一项颇为苛刻的请求。他说明，阿尔巴尼亚方面已为中国大使馆备好了新的办公地点，期望大使馆能在短时间内，即三天内，完成搬迁工作。

一方面，大使馆的迁移是一项复杂任务，事先需完成大量筹备工作，无法仓促进行。另一方面，考虑到郗照明大使刚刚履新，甚至尚未递交国书，阿方便提出迁移要求，这显然存在不合常理之处。

那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已不复往昔的亲密阶段，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大规模援助也已中断多年。

阿尔巴尼亚当局采取的一项非典型举措，引起了郗照明大使的注意，他随即对阿尔巴尼亚方面的建议提出了异议，并提出有力的论据支持其立场。

首先，郗照明大使指出，他尚未呈交国书，意味着其大使职责尚未正式启动，因此，目前无法着手处理馆舍迁移的相关事宜。

再者，阿方事先并未向中方通报有关新建馆舍的计划，也未征求中方的意见。同时，对于新馆舍的具体位置及建设情况，阿方也未向中方透露，因此中方无法着手处理馆舍的搬迁事宜。

最终，郗照明大使强调，大使馆的迁移涉及诸多事务，必须提前进行周密的筹划。期望在短短三天内实现馆舍的搬迁，实属不切实际。

郗照明大使提出，若要我们迁移大使馆，前提条件是对新馆舍进行实地考察，确保各项设施符合使用标准，随后方可着手搬迁事宜。

阿尔巴尼亚方面观察到中方立场明确且坚定，因此未再进一步坚持，放弃了即刻要求“迁移”的议题。

然而，郗照明大使心知肚明，大使馆的迁移势在必行，原因在于阿尔巴尼亚方面对我国大使馆当前位置早有微词。

由于我国大使馆的位置邻近阿尔巴尼亚党中央及部长会议办公区，即便在两国友好交往的时期，阿尔巴尼亚方面也对我国可能利用此地理优势获取其情报持有一定的疑虑。

当前两国交往平淡，阿尔巴尼亚方面期望我国大使馆能尽快从这一“关键区域”迁移。

一个多月过去后，郗照明大使前往新馆舍进行了实地考察。

郗照明大使经过细致检查后指出，新馆舍的十个区域，包括院落、大厅等，需实施改进措施后方能满足使用标准。他强调，新馆舍需达到我们的规定要求，我们才会考虑搬迁。

经过多次协商，阿尔巴尼亚方面最终接纳了我们的改建计划，并着手进行改建工作。

历经六个多月的翻新建设，新场馆现已大致符合我们的预期标准。

阿尔巴尼亚方面要求我们加速进行迁移工作。鉴于当前两国间关系较为疏远，郗照明大使遂决定迅速着手搬迁的相关事宜。

为了控制成本，我们决定组织全体馆内员工及部分场馆维修工人，在1984年内加速推进并完成使馆的迁移任务。

【“农夫与蛇”的教训】

由于历史上两国关系友好，我国对阿尔巴尼亚提供了诸多支持，结果是在我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的储物间内存有大量物资，其中也包含诸如办公桌、衣橱等办公用品。

鉴于搬运的便利性，我国工作人员在完成新馆舍的搬迁工作，确保所需物品到位后，进一步建议将办公桌等家具赠予阿尔巴尼亚方面使用。考虑到当时阿尔巴尼亚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此举显得尤为适宜。

然而，阿尔巴尼亚方面非但没有表达感激之情，反而要求我们支付所谓的“废弃物管理费”。

我方工作人员便不再多此一举，随后，我们将那些具有保存价值的电影胶片及文件资料等进行了销毁处理，采用的方式是焚烧。

据相关资料记录，焚烧这些文件耗时整整一周。

在馆舍迁移之际，郗照明大使正着手向国内请求派遣安全保密领域的专家前来核查。郗照明大使觉得，阿尔及利亚方面的行动背后可能隐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意图，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1985年，我国派遣专家携带专业设备进行了现场检测，这次检测揭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装修中的机要保密室墙面上，检查组人员注意到一条不寻常的塑料管，这一现象随即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专家顺着塑料管道深入挖掘，结果在墙体内部发现了被高级水泥与钢筋严密包裹的监听装置，其隐蔽性极高。

接着，我国专业人员顺着线缆进一步深入探测，揭露了更多监听装置的存在。

据记录显示，专家最终确认，在包括机要室、研究部门、商务办公室、会议厅以及大使住所等多个地点均发现了窃听设备，总计35件。可以说，新馆舍的大部分区域都被安装了窃听装置。

此外，这些监听设备附带有“中国制造”的标识，不论这是阿方有意为之，企图将责任归咎于我们，还是确实源自我们内部泄露，从某种程度上讲，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正如某些专家所言，最令人担忧的情境是，敌人可能已潜伏在我们的“内部”。

尽管此事可能是阿方蓄意构陷，但我们不可否认，过去与阿尔巴尼亚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阿尔巴尼亚方面给予了我们重要的援助。那时候，不少中国人对阿尔巴尼亚等国家抱有好感，因此我们对阿方较为信任，防范心理较弱。这意味着，一旦阿方采取“对华不友好”的行动，将会给我们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若非郗大使的敏锐警觉，阿方或已成功窃取我们诸多重要信息，进而导致更为严重的损失。

为确保信息保密性，在拆除窃听器的过程中我们格外谨慎。新办公地点门窗均保持紧闭状态，专业人员以谨慎的态度进行敲打与挖掘作业，目的是避免阿尔巴尼亚政府对我们的行动进行不必要的干扰或阻挠。

事实上，当我们移除首个监听设备时，阿方已悄然展开了行动。

他们派遣特工，伪装成外交部服务局的职员，企图以检修电话线路等为由，试图进入我们的使馆建筑。随后，他们又尝试以检查使馆结构为借口，再次申请进入，但这些请求均被我方坚决回绝。

面对困境，阿方采取了对我国大使馆全体成员实施严格监控的措施。然而，经过努力，我们仍然成功地移除了所有监听设备。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逝世后，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开始逐渐缓和。